香港法系列:通过有效约定合理避免禁诉令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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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年11月28日 作者:袁培皓、张瀛天

编者按:


禁诉令常见于普通法法域,是指国家/地区法院针对一方当事人作出的,旨在阻止其在该国家/地区以外的法域提起或继续进行诉讼或开展类似程序的限制性命令。如该当事人未遵守禁诉令,可能会因藐视法庭而被处以罚金或监禁。通过介绍一个今年发生的香港高等法院针对内地当事人作出禁诉令案件,笔者建议当事人注意普通法下仲裁协议对第三方受益人的约束,并在交易涉及多份合同时谨慎起草争议解决条款(确保争议解决条款、适用法律条款等重要条款在任一合同中都不缺位),保持争议解决方式的一致性,以避免在合同约定不清时贸然提起诉讼而受到禁诉令的约束。


一、案件背景


2019年2月20日,中国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就 [2019] HKCFI 482号案件批给了禁诉令。案件原告为Dickson Valora Group (Holdings) Co Ltd和Dickson Valora (Lianyungang) Property Co Ltd,被告为Fan Jiqian。案件背景为西班牙居民Domingo Rodriguez等人以其投资的荷兰公司Moravia CV(下称“Moravia”)与中国居民Fan Jiqian(下称“Fan”)投资的香港公司Dickson Holdings Enterprise Co Ltd(下称“DHE”)进行投资合作。Moravia与DHE共同在香港设立合资公司Dickson Valora Group (Holdings) Co Ltd(下称“合资公司”)。2010年12月24日,Moravia、DHE与合资公司签订了《股东协议》,约定Moravia与DHE各持有合资公司50%股权,Moravia向合资公司预付350万美元借款,合资公司将将该借款转给其全资子公司Dickson Valora (Lianyungang) Property Co Ltd用于购买项目开发用地。《股东协议》中约定协议的管辖法律为香港法,相关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照协议签署日有效的机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香港。


2011年1月21日,《股东协议》三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将Moravia向合资公司预付的借款调整为325万美元,并约定了在满足一定条件(包括偿还Moravia的全部借款、成功销售项目50%可销售建筑面积等)时,DHE可获得成功费30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补充协议》的序言明确了该协议是为对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以及公司章程进行补充而签订的。


其后,由于项目所需资金剧增,合资公司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借款。因此,就成功费相关事宜,《股东协议》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附录》,其中与本案相关的是2011年12月16日签订的最后一个版本(下称“《第三附录》”)。《第三附录》约定DHE向Moravia转让合资公司22.5%的股份,且Moravia的投资者Rodolfo Padilla Cordero、Marcos Edid Rayek和DHE的投资者Fan Ji Qian可获得900万美元的成功费(每人300万美元,可由项目公司支付)。《第三附录》取消了此前约定的关于成功费的所有其他条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附录中提及了Rodolfo Padilla Cordero、Marcos Edid Rayek、Fan Ji Qian、项目公司等人,但前述主体并非签约主体。


《补充协议》和《第三附录》中均无仲裁条款,也没有约定适用法律或争议解决条款。


随后股东双方关系恶化,合资公司在Moravia的控制下没收并取消了DHE所持股份。2018年6月6日,Fan在深圳前海法院对合资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出了诉讼,要求被告根据《第三附录》向其支付成功费300万美元。前海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和2018年8月27日分别作出了冻结和查封指令,合资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被冻结,子公司的40多处项目房产被查封。知晓内地的诉讼程序后,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称争议受《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此外,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对冻结、查封令提出了异议。尽管前海法院随后解除了对公司部分资产的冻结和部分房屋查封,但其驳回了公司的管辖权异议,公司就此提出了上诉。


2018年11月7日,Dickson Valora Group (Holdings) Co Ltd和Dickson Valora (Lianyungang) Property Co Ltd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对Fan发布禁诉令,以限制Fan继续进行前海法院的诉讼程序和在内地提起类似程序。


二、法院观点①——《第三附录》包含了《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


法院处理的第一个争议点是《第三附录》是否受《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根据香港《仲裁条例》(第609章)第19条,也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在合同中提及载有仲裁条款的任何文件的,只要此种提及可使该仲裁条款成为该合同一部分,即构成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此外,法院进一步依据Astel‑Peiniger Joint Venture v Argos Engineering & Heavy Industries Co Ltd [1995] 1 HKLR 300等案例,认为合同无需明确提及仲裁条款本身,只要提及包含该仲裁条款的文件就已足够。


其次,法院认为《第三附录》作为《补充协议》的附录,旨在取代《补充协议》中的成功费约定,且《补充协议》本身明确了该协议旨在对《股东协议》作出补充。案涉三份文件都由相同的三方签署,因此各方在签订后两份文件时都充分知悉前份文件的内容。综上,各文件应被视为一个整体,《补充协议》和《第三附录》并非孤立的文件,而应被看作《股东协议》的一部分。


再者,法院进一步阐明了《第三附录》受《股东协议》中仲裁条款约束的理由。《补充协议》和《第三附录》中都没有包含适用法律或争议解决条款,而前述条款在涉及多法域商业主体的项目交易中极为重要。实际上,假设Moravia和DHE认为他们之间关于成功费等争议不受《股东协议》中的法律适用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约束,且他们旨在于不同法域采用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解决《第三附录》和《股东协议》下争议的话,其实是非常没有商业理性和不现实的。因此法院认为《第三附录》受《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


三、法院观点②——协议的第三方受益人受仲裁条款约束


本案第二个主要争议点在于Fan作为未签订任何案涉协议的主体,是否受《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基于本文前述第二小节的理由,法院认为Fan请求支付成功费所倚赖的合同应适用香港法,因此对于Fan在合同下享有何种权利以及Fan实施该种权利是否受限于仲裁条款的解释也应依据香港法。


在香港法下,通常只有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提起诉讼。然而,《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第623章)对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所突破(其第4条规定“(1) 在以下情况下,第三者可强制执行某合约的某条款,包括排除或限制法律责任的条款——(a) 该合约明文规定,该第三者可强制执行该条款;或该条款看来是赋予该第三者一项利益。”)。但由于本案相关协议都在《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实施前签署,前述条例规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


香港高院并未进一步探究Fan的诉因,但无论其诉因为何,法院认为尽管Fan不是协议当事人,但其依据《第三附录》主张相关权利理应受仲裁条款约束,理由如下:


(一)无论是对非合同当事人但有权强制执行某义务的原告,或是对作为仲裁协议当事人的原告,法院都愿意通过批给禁诉令的方式进行干预,以阻止原告通过仲裁以外的程序实现强制执行;


(二)Fan的成功费请求权来自于合资公司对DHE的承诺,而仲裁条款是该承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功费的承诺受限于合同当事人所选择的强制执行机制,也即在香港仲裁。Fan的请求显然是因合同引起的或有关的争议,因此应由合同约定的机制进行审理;


(三)通过在中国内地对合资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Fan依据合同主张了权益,但却不承认该权益受限于一定的前提条件,显然不合情理,且该不合情理程度不亚于DHE(作为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约定以外的方式提起合同有关诉讼。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Fan受协议的仲裁条款约束。除非有其他有力的不应准许事由,法院应当批给禁令以阻止Fan进行不符合成功费承诺前提的诉讼。


四、法院观点③——前海法院的判决不构成既判争议点禁止反言


本案另一主要争议点在于前海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的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是否构成了既判争议点禁止反言。前海法院的相关裁判观点为Fan不是协议当事人,且补充协议中没有仲裁条款约定;补充协议中关于Fan的部分本质上是协议主体为主体之外的第三人设立了相关权利,尽管补充协议与此前的股东协议在内容上有一定关联性,但有关Fan个人获益的部分是独立存在的,因此前海法院认为Fan不受仲裁条款约束,驳回了两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基于前海法院的裁定,Fan一方认为已构成了既判争议点禁止反言。然而,香港《外地判决(限制承认及强制执行)条例》(第46章)(下称“《外地判决条例》”)第3条规定:“(1) 除本条另有规定外,如有以下情况,则任何海外国家法院在任何法律程序中所作出的判决,不得在香港获承认或强制执行 ——(a)在该法院提起该等法律程序是违反一项协议的,而根据该项协议,有关争议应循在该国法院进行法律程序以外的其他途径解决;及(b)判决中被判败诉的人 ——(i)没有在该法院提起或没有同意在该法院提起该等法律程序;及(ii)没有在该等法律程序中提出反申索,或没有以其他方式接受该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管辖。(2) 凡第 (1)(a) 款所提述的协议属非法、无效或不能强制执行,或因某些原因而不能予以履行,而该等原因不能归咎于提起法律程序引致有关判决的一方,则第 (1) 款并不适用。(3) 在裁定一项海外国家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否在香港获承认或强制执行时,香港的法院无须受该海外国家法院就任何有关第 (1) 或 (2) 款所述事情而作出的决定约束。”


本案中,基于以下原因,香港法院认为前述规定得以适用:


(一)根据《外地判决条例》第2条,“海外国家”指“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判决”指“法院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作出或发出不论任何称谓的判决或命令”,因此前海法院的裁定属于“海外国家法院所作出的判决”;
(二)Fan的成功费相关争议应在香港仲裁解决,因此满足了“有关争议应循在该国法院进行法律程序以外的其他途径解决”;
(三)被告公司没有同意在前海法院提起该等法律程序且没有在该等法律程序中提出反申索,或没有以其他方式接受该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管辖;
(四)根据《外地判决条例》3(1)条,前海法院的裁定不得在香港获承认或强制执行;
(五)此外,根据《外地判决条例》3(3)条,在裁定是否应承认或强制执行前海法院判决时,香港法院无须受前海法院所作出的决定约束。


综上,《外地判决条例》第3条适用于本案,合资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香港法院提交的主张不因既判争议点禁止反言而受限。


五、启示与建议


由本案可见,香港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意向极为支持,甚至会进一步约束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尽管协议本身并未包含仲裁条款,法院也可能从协议提及另一文件(而该文件包含仲裁条款)、商业理性、权益所附随的前提义务等角度出发,认定当事人或第三方受到仲裁条款约束。


针对第三人是否受仲裁协议约束的不确定性,笔者建议从两个方面予以避免:一是在该第三人已然明确的情况下,如拟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可考虑使该第三人成为合同(包含仲裁条款)的签字方,或使其另行签署明确的仲裁协议;二是如果交易经常涉及事先无法明确的第三方,则应尽可能地选择诉讼而非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最后,当项目交易涉及多份合同时,应尽可能追求争议解决方式的一致性,并在未包含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条款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未约定的其他事项,同XX合同(填写准确的合同名称、签订日期、合同编号等)约定;本合同约定事项与XX合同不一致之处,以本合同为准。”此类约定在免去重复累赘之余,又能尽可能地减少管辖权相关纠纷,从而避免出现本案当事人在另一法域提起诉讼却受禁诉令牵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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